这样，清军除塔城、乌苏等少数据点外，已经全部从新疆消失。阿古柏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。
新疆的变故震惊朝野，让吴可哭笑不得的是，因此朝廷还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。
基于历史的争论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，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，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，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。
中国的外患主要在北面（包括东北和西北），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。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。
而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，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，中国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。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，遂产生“千古未有之巨变”。
中国近代，是一个复杂、多变，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，内忧外患纷至沓来，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。经历两次鸦，片战争，平复太平天国之后，清政府边疆危机叠生，尤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为甚。
解决何者为先，重臣们各抒己见，分歧明显，逐渐形成“片面海防”“片面塞防”和“海塞并重”三种声音。
于是，让吴可感觉有些可笑又可悲的‘海防’与‘塞防’之争兴起。
而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新疆之变，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，俄国侵占伊犁。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，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，还向其提供武器，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，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。
与此同时，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，大有进犯台湾之意，于是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，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。
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，李鸿章认为两者“力难兼顾”，以“海疆备虚”为由，奏请朝廷暂罢西征，放弃塞防，建议“停撤之饷，即匀作海防之饷”。
而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，左宗棠则极力反对，指出西北“自撤藩篱，则我退寸而寇进尺”，尤其招致英、俄渗透。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。
另有“片面塞防”以湖南巡抚王文昭为代表，认为“我师退一步，俄人进一步；我师迟一日，则俄人进一日。事机之急，莫此为甚”，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；而“海塞并重”前有林则徐后有左宗棠，林则徐有广东“硝烟”和新疆“平乱”之体悟，深知“海塞并重”不可轻费。左宗棠师承林则徐，驳斥李鸿章“停撤西塞用兵、饷银挪用海防”的观点，认为新疆不收复，蒙古难保，提出“并重”主张，避免专注偏向。
作为左宗棠的坚定盟友，两广总督吴可自然也是‘两面兼顾’的支持者。
作为守御南疆之重臣，吴可的话还是非常有分量的。
虽然朝廷一直都没有讨论过，但安南的情况朝廷又不是不清楚。让一干朝中重臣哭笑不得的是，堂堂的大清藩属，安南竟然被伪大成国叛逆以及列强法兰西军队霸占，任由两方人马大打出手而无可奈何。
不说叛逆黄鼎凤如何如何，至少其和部下数万人马，是被两广清军赶到安南地界的。可是法国人就不同了，任谁都看得出这帮家伙狼子野心，一力侵占安南国土地显然没安什么好心。
虽然不满，可是朝廷不愿跟法国人产生正面冲突，尤其法国人还有一支实力不俗的远东舰队，这使得两广还有闽浙沿海地带受到极大威胁。
而南方地区又是朝廷的财赋重地，怎么可能拿之轻易冒险，尽管两广总督对这样的危险并不在乎，可朝廷在乎啊。
尽管吴可隐晦的表示两广清军已做好准备，随时都可听从朝廷调遣，直接加入安南内部战事之中，并有把握将法国人以及叛逆黄鼎凤和其部下全部赶离安南境内，也不需要朝廷出兵相助，单单依靠两广清军便可解决问题。
就连法国远东海军，以两广水师此时的战力，想要解决也不算什么难事，就算互拼消耗也能将法国远东舰队耗死，可惜的是朝廷根本就不相信，以为吴可在说大话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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